毛泽东“摆平”三峡工程之争 “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1958年是不平常的。这一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本书撷取的仅是毛泽东在各省市巡视时所经历的一个个片段，它的价值，就在这诸多片段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毛泽东有过这样一个心愿：骑一头毛驴，邀上几位地质、地理和历史学家，从花园口到通天河，走遍黄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用3年时间走遍全国。但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也许有人会大胆设想，假如毛泽东这个愿望实现了，中国是否会有另一番情景?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8年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毛泽东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随后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御前”争论见分晓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两个冤家碰了头”。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极为困难。他还讲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作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新华网消息：据《国际展望》杂志报道，美国《华盛顿季刊》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员盛利军著文表示：中国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们对中国的倔起表示了忧虑，而且有人预言，中国很快会成为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 

　　但是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地位可能还在提高，但是中国缺少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优势，军事和经济的硬体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的软体实力。 

　　1.安全优势：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大国，它需要保证自己周边地区的稳定，以保证自己对境外事态施加和保持控制及影响的能力。地理位置是保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有着巨大安全优势的美国，它只与两个实力比它弱的国家为邻，还有两大洋保护它免受其他强国的威胁。中国则与美国截然不同，它的海上和陆上邻国约 24个，这些邻国中至少有5 个国家的人口超过l 亿：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的话，这些国家将会形成强大的地缘政治的制约力量。甚至连台湾的中国人也在竭尽全力抵制中国为统一所做的努力，而且台湾问题本身就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牵制中国，破坏中国的现代化势头。中国其他邻国的态度也不令人乐观。" 

　　2.没有名列前茅的硬实力 　 

　　世界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都是具备了那个时期所需要的名列前茅的硬体实力的国家。当前中国在其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军事实力由于技术水平很低，中国军队在拥有一个世界强国所需要的军事能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现在，中国甚至不能在自己的领土周围建立空中优势，沿自己的海疆掌握制海权。中国要想至少在2020年之前让海军力量达到适当的水平，那将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海军的防空、指挥和控制、情报、电子战、后勤以及反潜能力需要极大地提高。 

　　尽管中国在导弹技术上的成就给人的印象深刻，但总的来说，它的航空和航天工业仍然经费不足，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进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它在电脑科学上所做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进行战略资讯战的能力，起步晚了很多，并且远远地落在后面。 

　　军事现代化将继续受到大量问题的干扰，其中包括供应的控制、有限的经费、吸收与利用能力低，以及管理和行政上的障碍。现代化的过程将是艰巨而缓慢的。国际形势将会限制中国的武器供应，国内经济局势也将限制武器的购买。 

 

 

　　由于大量武器已经过时，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军事科研和技术也需要大笔资金，因此中国缺少迅速改善其武器系统、赶上西方武器系统水平的资源。即使它拥有必需的金融资源，中国依然难以赶上西方。中国国内的许多体制制约着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进一步迅速发展。这些国内体制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 

　　经济实力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人瞩目，但是这些快速增长的数位不应该被用来夸大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些数位并不反映整个形势，也未必能反映生产率和技术发展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它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生产率的很小一部分。

目前，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仍然不大。与世界大国不同的是，它没有利用投资、高技术产品以及对主要工业的控制在世界市场的某些领域里施加决定性影响。" 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只是主要体现在它的进口市场和国内工业吸收外国投资上。它的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投资和廉价劳动力。这些特点使得人们不能肯定中国经济今后是否能平稳而生气勃勃地发展下去。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与其说靠的是通过高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不如说靠的是资源的使用。除非中国能掌握并且利用高技术，否则目前的这种经济推动力将会失去动力。 

　　然而，中国面临着的任务要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更为艰巨，因为目前这些领域中生产率低的现象不是中国应该向科研投入多少资源的问题，而是被扭曲了的、无效率可言的体制问题。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l995年，中国将近一半的科研所和组织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报告。中国大约有5000个这样的研究所和机构，平均每个机构有125 名科学家和研究员，因此该报告表明，那一年，近2500个研究所和机构的31万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甚至没有发表一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还发现，研究机构拿出来的科研成果只有5%达到" 国家级水平" (最高水准)，还有15% 达到" 部级水平" (二等水平)。报告还说，1995年，各研究所和机构申请的创新专利平均只有0.09个。 

　　很显然，中国科研领域这种糟糕的成绩是不能只用缺乏资源来解释的，而是证明了制度和体制上的制约。这些制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枣通过政府直接购买和合资企业枣进口先进的设备和生产线，但在吸收和利用外国技术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方面行动还如此缓慢；这些制约还解释了为什么实验室内取得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而创新的成功率却只有10% 左右。 

　　同向科技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源相比，有效地解决这些制度和体制的制约问题需要更长时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难以提高其科技水平，进而提高其生产率，获得名列前茅的硬体实力。我们应该牢记，中国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转变不仅艰巨，充满了风险，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一种能创造出长期、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率的稳定局面。

  资料图：解放军战舰编队海上补给演练

　　3.缺乏名列前茅的软实力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没有硬体实力也没有软体实力的情况下变成一个世界大国。软体实力包括政治、社会和理论上的实力，并且包括以下因素： 

　　(1 )开放、稳定、持久、吸收型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 

　　(2 )强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 

　　(3 )理论指导； 

　　(4 )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和外交技巧； 

　　(5 )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尤其是非军事资源)； 

　　(6 )教育水平高、有强烈文化意识的民族； 

　　(7 )高水准的生活。 

　　" 中国在取得这种软体实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和军事实力替代不了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基础。鉴于中国目前的国内政治和文化体制非常脆弱(与成熟的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相比)，过于向国外扩大只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国内制度的脆弱性将严重破坏中国为成为世界大国所做的任何努力。" 

　　如果中国不能吸引自己最有才干的年轻人回国，它怎么能像美国那样吸引最出色的外国人才来这个国家效力呢？这种能力是这个国家的软体实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一般化的生活水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奖励制度，或者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然而，即使经济繁荣了，建立这种能吸引和奖励本国和外国人才的制度也需要时间。只有到那时，中国才可能引进大量高技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中国证明了自己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例如在遭受外国侵略或威胁期间，在出现像1998年长江洪灾这种自然灾害期间。然而，这种在困难时期出现的凝聚力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了在和平时期也能吸引精英的国家。 

　　国际理论指导上的薄弱是软体实力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中国一心发展经济之时，它将大量注意力转向科学技术，牺牲了社会学研究，包括国际研究。政府资助出国的学生和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出于种种原因，从实际上不鼓励到将不同的学术观点予以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闻控制，几乎没有学者专门研究社会学。专门研究社会学的那些人中，又有许多人放弃了自己这种低工资的研究工作，转到了商界。中国存在着严重的" 人才流失" 问题，不仅是从国内向国外流失，而且是从社会学向自然科学、技术和商业研究，以及从理论研究向商业活动流失。出于明显的商业原因，这个国家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即使不出国而选择留在国内，也是进入合资企业和外国公司，而不是进研究机构。这一切对中国的继续倔起产生了长期不利影响。社会学研究的薄弱在中国的国际研究中也非常明显，尤其是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如果这些国家距离中国很远，文化也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情况就更明显了。在国际关系中不老练是中国常常不能展示其理论上的指导性、外交上的创新精神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性的部分原因。它也是中国在利用国际准则、规则和组织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方面犹豫不决、缺乏灵活性的部分原因。没有这些在国际上联盟的技巧，中国就不可能巧妙地利用多边安排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或者像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所做的那样组织成功配合默契的大规模国际行动。中国可能在一些小规模的外交冲突中获胜，但它难以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 

　　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常常不能预见到问题的出现——如1995年台湾" 总统" 李登辉访问美国搞得中国措手不及。中国的外交活动" 常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 ，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中国的外交提议和决定应该更多地注重先一步看到的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首先采取行动对付这些问题。 

　　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国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国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他们看不到，软体实力是不会从硬体实力中自然产生的。结果，中国常常像它传统的做法一样，大多是自行其是。但是，中国越是单独行动，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攻代化上，它的邻国就越会对它的意图产生怀疑，它的倔起也就越会强化地区性地缘政治的制约因素。

   亿万富翁的住宅都是什么样的？“股神”巴菲特会告诉你，他的房子很简朴，甚至“有损市容”；甲骨文公司CEO艾利森会说，他的房子能“流芳百世”，而他的公司却不一定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至于地产大亨特伦普，他会说，他的家一定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只要坐上电梯就能上班。

　　　　生活非常简朴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的欢乐谷，有一幢用灰泥粉刷的小房子，这就是全球首富巴菲特的家。

　　巴菲特的住宅购于1958年，耗资31500美元，屋内只有5间卧室。

　　巴菲特的身价达到了620亿美元，相当于克罗地亚和约旦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但让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巴菲特所居住的地区却被当地政府列为“有损市容”的地方。

　　
巴菲特“有损市容”的“豪宅”

　　巴菲特的生活非常简朴，在香港出差的时候，他还用宾馆赠的优惠券去买打折的面包。家人给他买件新衣服他却拿去退掉，他认为自己的旧衣服虽然已经穿了好几年了，但还能继续穿。

　　　　低调也值千万

像巴菲特这般简朴的亿万富翁很少见，不过，很多超级富翁都努力保持低调生活。计算机巨头迈克·戴尔宣称自己生活很朴素，但他还是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建造了一幢被当地人称为“城堡”的豪宅，因为这幢房子被高墙包围，还有警卫严密看守。

　　虽然他曾经表示这所豪宅的总价值达到了数千万美元，但是当地的税务人员为它估出的价格为1200万美元，这也让爱面子的戴尔先生着实生了一次气。

　　　　希望流芳百世

　　美国甲骨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艾利森是绝对的日本文化“粉丝”，他的日式豪宅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伍德塞德，占地23英亩，共有10幢日式风格的小别墅，整个建筑群耗资达1亿美元。

　　在硅谷，艾利森还拥有两栋日式宫廷豪宅，可艾利森仍未满足。近几年来，艾利森还在加州马力布的海滨收购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耗资估计已经达到了2亿美元。

　　艾利森表示，日后，他很可能会因为兴建了这些豪宅而不是因为创立甲骨文公司的事迹而留名后世。“花园能保存数百年，而公司不能够。因为人们会喜欢并小心照看花园。”艾利森在自传中写道。

　　　奢华推高房价

　　今年初，以色列钻石大亨列夫·雷维夫斥资6500万美元，购得一处位于英国伦敦汉普斯特德区的豪宅，据称这是目前英国售价最高的新建豪宅，价格差不多是伦敦市中心地价的两倍以上。屋内有7间卧室，外加室内酒吧、室内电影院、美发沙龙和一个铺设了镶金瓷砖的游泳池，房屋的奢华装修和丰富的设施都推高了住宅的售价。

　　钢铁大亨米塔尔在伦敦的高级地段肯星顿地区拥有一幢豪宅，内有12间卧室、土耳其浴室、舞厅和一个用珠宝镶嵌底部的游泳池。据称，宅内的一些柱子和地砖同印度泰姬陵使用的石料出自同一地点。有了这些附加设施，这幢豪宅才能开出1.24亿美元的天价。

　　而如果想要进入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豪宅，你必须要爬84级台阶，宅内有网球场和保龄球馆。

　　最爱商住两用

　　更多的亿万富翁喜欢在自己买下的土地上工作、生活。曾执导《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好莱坞导演乔治·卢卡斯在美国加州的马林郡建造了自己的电影后期制作公司。而卢卡斯本人，则居住在这块土地的主屋里。

　　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伦普也是工作生活合二为一的典型。他的家安在纽约曼哈顿的特伦普大楼里，屋内以大理石和黄金装饰，造价达5000万美元。

　　由于公司和家同在一幢大楼里，特伦普只需要走进电梯就能直达自己的办公室。

　他创建的慈善基金会20余年来已经捐出40亿美元，他要求基金会在2016前捐光剩下的40亿美元，但他不让基金会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所有捐献活动几乎也都是匿名进行的。他的义举无意中震动了美国慈善界，对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位76岁的老人当初只给自己留下了不到100万美元的财产，他如今连小汽车也没有，还和妻子挤在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但他甘之如饴。

不久前的一天，在纽约上东区的一套公寓里，一场热闹但毫不铺张的聚会正在进行着。人们一 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向一位年长的绅士祝酒。这位老人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一口牙齿已经掉了不少，他一直羞涩地微笑着。

　　有一位客人调笑说：“他今天晚上当然还是没有戴领带。”另一位客人要大家看看老人佩戴的那块廉价的塑料手表，和他当作公文包的那个塑料袋。这种聚会上的调笑幷无特别之处，但人们取笑的对象却非同凡响。这位身着破旧蓝色休闲西装的老人曾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就是查克·费尼。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吧?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位节俭的老人多年来以热衷于隐姓埋名而出名。他创立了高达80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但他拒绝以自己的名字来为其命名。为逃避美国要求基金会披露信息的法律规定，他特意将基金会注册在百慕大群岛（英属自治殖民地）。他向多所大学和医院捐献了数亿美元，却不许它们哪怕只是用一块小小的铭牌来标明他是捐献者。

80亿不花掉死不瞑目

　　这一天在他女儿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举行的聚会是为了庆祝关于这位古怪大款的一本传记的出版，该传记由爱尔兰记者康诺尔·奥克勒里撰写，书名为《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查克·费尼怎样秘密聚财和散财》。

　　费尼说，在该书写作过程中他给予了配合，还很罕见地接受了一采访，因为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个新的公共使命：提醒对冲基金巨头和硅谷新贵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作出馈赠”。金融巨头和硅谷精英的加入代表着美国慈善事业的最新潮流。而费尼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在倡导这一股潮流的涌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亿万富翁随即也推波助澜。费尼说，他就是想为那些富人们“树立一个榜样”。他说：“这些人有太多的钱，光是他们自己花是永远也花不完的。”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大多数富豪在其死后设立的基金会每年捐献的资金，几乎只占其总资产的5%，这恰恰就是法定的最低限额。但在新泽西州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平民家庭长大的费尼，早在53岁时就悄悄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移交给他的基金会。然后在8年前，他吩咐基金董事会要在2016年前捐光全部资产。

　　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还有40亿美元等待捐献。“大西洋慈善”现在正以每年4亿美元以上的速度“散财”，除了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福特基金会之外，总部位于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没有哪家比“大西洋慈善”捐献规模更大。

　　在费尼看来，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的悲惨的事情，因此在捐助方面来不得半点延误。他咯咯笑着发誓说：“这钱要是不能花掉，我死都不能瞑目。”

资助对象十分广泛

　　费尼善款目前较大的受益者之一是康奈尔大学，他当年就是依据《退伍军人法案》而上了这座大学，上学时靠向校友卖三明治来挣得花销。过去40年来，他已经向该校捐献了5.88亿美元，而且几乎所有的捐献都是匿名进行的。

　　在费尼的捐助对象中，有许多仍然是属于传统行业——为斯坦福大学一家生物医学中心捐献6000万美元，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捐出1.25亿美元。但他其它的一些捐助对象就不同寻常了：帮助南非人克服对于同性恋者的仇恨情绪；在美国新泽西州为废除死刑而游说，为古巴培训的医生们购买医疗用品等。

3月18日下午，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教授进入德国电视一台“每日专题新闻”网络版聊天室，与读者谈西藏问题。他说，中国汉人绝对支持西藏属于中国，包括台湾人；西藏人也并非全部想法一样；假如中国支持巴伐利亚独立，德国也会禁止干涉内政；德国大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办奥运是错误，说明对中国的恐惧占了上风。德国之声记者整理并翻译如下。